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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公務員的日子，據(jù)說很苦。按照媒體梳理，2013年至今中央先后已出臺15個文件通知，以“嚴禁”“嚴查”的口吻砍除公務員的“灰色利益”。有分析稱，2014年公務員所面臨的“禁令”將有增無減，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也認為，“當官不易將會成為一種常態(tài)”。
　　按照統(tǒng)計，到目前為止的15道禁令所要試圖消除的公職人員“灰色利益”，包括但不限于大到豪華超規(guī)格辦公樓、一般公務用車，小到黨政機關文藝晚會、會員卡、公款旅游、公款宴請吃喝，細到公務接待禁止用魚翅燕窩、香煙高檔酒水、發(fā)月餅送年貨送賀年卡等等。如果說以往公眾作為局外人，對公職人員待遇、福利的諸種想象，雖不乏個案刺激，但卻少有如此密集的確認。
　　以往禁令不鮮見，得到如此強勢執(zhí)行的卻可能已許久未見到。耐人尋味的是，面對高頻次發(fā)布的公務員禁令，當局者與旁觀者各自生發(fā)出不同心態(tài)。于公職人員而言，目前反映出的一種普遍心思是叫苦、覺得委屈，而事實上，這些被新禁令所重申禁止的所謂“灰色利益”，從來都未曾成為被法律所認可、可以暴曬于陽光下的利益。理應如此，舊有規(guī)定中同樣如此要求，但在潛行于官場的某種規(guī)則中，“灰色利益”甚至成為公務員福利的一部分，堂而皇之，登堂入室。包括其他社會成員，在這種價值判斷整體性顛倒的狀態(tài)下，也多少覺得最近公務員的生活似乎真“有點苦”。灰色利益無疑是腐敗，但當這種腐敗成為一種多數(shù)人的生活方式，當不正常被默認為常態(tài)，正常便演化成了為社會所稱奇的異端。
　　原本正常的公職人員薪酬福利、生活方式，在被剝離原本不應存在的諸種利益后，出現(xiàn)一種有代表性的不適應感，或許可以理解，但卻一定要適應。有問卷調查結果顯示，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禁令對其影響很大，有近80%的受訪者自稱2013年后沒有收到任何禮品。有基層公務員甚至投書媒體，談其辭職心路，在機關蹉跎7年后選擇辭職。凡此種種，指向普通公務員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行為規(guī)范，如果存在長時間難以克服的不適應，那么就不失為公務員隊伍的裁汰冗員提供著一次機會，而且是難得的機會。正如學者任建明所言，現(xiàn)在gov人員太多，不怕公務員辭職，我們需要淘汰一部分“南郭先生”。
　　正常流通起來的公務員隊伍，才會是真正走向健康、理性的社會形態(tài)。甚至可以說，多年以來國家公務員考試的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”的不正?，F(xiàn)象，應考者很大程度上所瞄準的都不僅是正常的公務員薪酬、福利，而是當下正在嚴禁的所謂“灰色利益”。哪怕是最近有媒體刊出多國數(shù)據(jù)對比，得出“公務員待遇高是國際標準”的結論，其所指的“待遇高”也只是養(yǎng)老、退休等基本福利，而不可能囊括從購物卡到月餅券的“灰色利益”。某種程度上可以說，只有在根本上剔除公務員福利中的“灰色部分”，所謂“待遇高”的議題才有談論的前提，何況“待遇高”的前提還不止一個，必然包括諸如官員財產(chǎn)公開、權力制衡與監(jiān)督等諸多方面的高要求。
　　更多的社會成員不乏這樣的憂心，那就是禁令的常態(tài)性問題。究竟通過禁令所固定下來的幾十個“不準”，對公務員而言是否會有長期的約束力。這可能同樣是一部分持觀望態(tài)度的公職人員，正在躊躇的難題。按照既有的人類立法經(jīng)驗，列舉式的禁令表述與構造，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永遠無法窮盡所有想要禁止的東西，越是具體的禁止，其禁止令的輻射范圍就相應會縮小。對權力和權力者而言，“法無授權即禁止”所確立的禁止性范疇，顯然要寬得多。更為現(xiàn)代政治治理所青睞的權力約束思路，源自對權力的制衡與監(jiān)督，從權力結構上實現(xiàn)所謂“灰色利益”無法藏身的目的。具體到公職人員工作、生活領域，首先便是人大對預算的強把關(不惜否決)，其二則是新聞媒體、公民對權力和權力者的日常化緊盯，第三還包括建立普遍性的公職人員財產(chǎn)公開制度等等。
　　“把權力關進籠子”，這籠子可以首先是用禁令編織起來，更應當是通過制度性的監(jiān)督與制衡所實現(xiàn)的。好在，這是一個已經(jīng)開始的進程。而且惟有真正意義上的“官不聊生”，才談得上社會成員的普遍福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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